“醫生根本就不聽你的，我是看病醫生，我的處方你憑什么指手畫腳，病治不好是你的責任，堅持用藥的話我也一點辦法沒有。”賈樂川說。
永寧縣人民醫院副院長孫向平認為，應該由衛生行政部門，甚至以一級地方政府出面牽頭成立藥事委員會，對醫院用藥監督。而且該委員會獨立于醫院之外，其經費由政府保障，這樣委員會的監督才具有獨立性。
還有政協委員表示，國家應制定相關標準，立法禁止在動植物中使用給人類應用的抗生素，限制某些抗生素使用，制定食品中可殘留抗生素的種類和含量標準，加強監測和檢測。
肖永紅說，若國家對抗生素濫用不重視的話，有一天，我們會面臨患者無藥可醫的局面。”
超級細菌監控網“忽視”縣鄉村
寧夏兩名患兒被檢測出體內帶有超級細菌ndm-1后，全區是否還有人攜帶類似細菌，魏軍也不得而知，雖然他肩負著對全區耐藥細菌監測的使命。
魏軍是寧夏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副院長，主管該院的實驗室以及細菌庫。該院是衛生部耐藥細菌監測網在寧夏地區僅有的兩家監測網點醫院之一。
2005年起，衛生部在全國建立細菌耐藥監測網，首批128家三甲以上醫院成為定點監測單位，如今則有150多家。
每季度，這些醫院會向國家實驗室匯報本院臨床耐藥細菌案例與數據，以發現細菌常規耐藥的變化趨勢與對特殊耐藥現象的及時捕捉。
但是，這次超級細菌ndm-1不是由該監測網發現的，而是寧夏疾控中心在做其他項目時，讓國家疾控中心幫忙檢測，偶然中發現的。
魏軍說，ndm-1不是問題，但它暴露了國內對此類細菌監測和防控的漏洞。
耐藥菌兩年變一次
寧夏超級細菌ndm-1后，全國128家定點監測醫院開始篩查細菌庫。
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實驗室從福建省一個醫院報送的200多株菌株中檢出1株ndm-1基因陽性細菌，攜帶該菌的患者是一位83歲的晚期癌癥病人。老人已經故去。據了解，病人并非此細菌感染死亡。
寧夏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實驗室也在該院細菌庫中進行篩查，并沒有發現超級細菌。
負責此項篩查的趙志軍說，目前的結果僅僅局限于對本醫院自2008年以來臨床搜集的5000多株細菌樣本進行檢測。
他表示，“對于整個寧夏地區的情況，就無法得知了，整個寧夏地區只有本院建立了細菌庫。”
據趙志軍介紹，做一株細菌排查需要支付成本50元，若檢測6000株，則需要30萬，“成本太高，一般醫院很難支付得起。”
針對ndm-1在寧夏究竟何時出現，還有無未知病例，如何進行全區篩查和監測，寧夏衛生廳辦疾控處負責人稱，“我們尚無能力在整個自治區全面監測和篩查ndm-1的出現情況。”
魏軍告訴記者，抗生素研發的速度遠遠趕不上細菌的變異和轉化速度。
臨床醫學研究表明，自上個世紀中葉起，用作抗菌使用的抗生素每10年方能更新一代產品，而人體攜帶的耐藥細菌平均每兩年就有一次變異。
縣、鄉、村三級成為盲區
中國的細菌耐藥研究起步很晚。國外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關注細菌耐藥的臨床檢測和防控，許多國家當時都建立了目標細菌的監測網絡。
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醫院教授肖永紅，曾參與細菌耐藥監測網制度構建。他說，作為抗菌藥物的生產、使用大國，我國的細菌耐藥監測和防控工作還相當缺乏和落后。
肖永紅認為，目前監測網只能“被動監測”，“很難全面覆蓋，對于特殊耐藥現象的捕捉更是有些力不從心”。
肖永紅說，和全國數萬家二三級醫院的總量相比，監測網剛剛達到150多家三甲醫院的覆蓋面與覆蓋深度實在不夠，一年一次的回顧性分析也無法適應當前耐藥細菌越演越烈的現實。
而且，目前監測點都選的是省會城市，有相對先進的實驗室。肖永紅說，目前的網絡架構很難實現“主動監測，縣、鄉、村三級就肯定是盲區。
此次，中國疾控中心通報的兩案例案發于某縣級醫院，而縣級醫院并未被納入監測網絡。
完善監控網，舉步維艱
今年9月6日，寧夏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正式向寧夏自治區衛生廳遞交了一份關于在全區建立耐藥細菌mrsa菌的防控模式體系的報告。
“這是整個寧夏地區第一次針對耐藥細菌提出建立防控體系的議案，在全國也絕對是先創”參與制定此方案的寧夏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副院長魏軍稱，“我們是想先探索建立對本地區相對嚴重、常見的耐藥性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的監測和防控體系模式，看能否在寧夏地區推廣”。
作為寧夏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耐藥菌監測網的負責人，趙志軍認為“工作開展起來太難了”。
趙志軍稱，我們去過很多三級醫院，許多醫院都不愿意做這塊工作，“原則上每一次使用抗菌藥，都應該做藥敏實驗，但很多病人并不愿意出這筆錢，要做只能由醫院來出錢，醫院的熱情要視領導的意愿而定”。
魏軍本來設想與本區的其他6家相對較大的基層醫院進行首批的試點合作，調研后發現從實驗室細菌檢測、院內感染控制與臨床治療控制符合條件的沒有一家，“基層的細菌防控現在真是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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