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領導制”是“創(chuàng)新者”
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以其優(yōu)異的實踐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巨大優(yōu)越性。基于“集體領導制”的歷史發(fā)展邏輯和制度創(chuàng)新內涵，這一機制的比較政治優(yōu)勢可概括為：決策行為不翻燒餅、決策效果可預期、決策影響可預見、決策思路可延續(xù)。
與美國的“個人總統制”相比，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是現代國家制度典型的“后來者”和“創(chuàng)新者”，因為后者的制度產生時間要晚得多。但是“晚有晚的好處”，可以利用后發(fā)優(yōu)勢，創(chuàng)新更加現代的制度，創(chuàng)新更加靈活的機制。事實上，中國的“集體領導制”明顯優(yōu)于美國的“個人總統制”。美國總統個人權力過于集中，特別是對外決策幾乎是由個人作出的。他的決策失誤，就要由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來承擔，而他個人的損失只是不再擔任總統而已。
美國的“兩黨制”和“總統制”，其松散的政黨組織結構、羸弱的組織控制能力、低下的政黨向心力和決策智慧集成水平、“從天而降”(指全憑能言善辯、開空頭支票，獲得1/4選民的支持即可當選)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對實質性問題的忽視和拖延，使得美國的政治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可能是更明智的，也可能更愚蠢。以奧巴馬為例，他在競選總統時向美國公開承諾，當選后將為美國創(chuàng)造500萬個新增就業(yè)崗位，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再創(chuàng)造200萬個就業(yè)崗位。而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2007年美國就業(yè)人數達到歷史最高峰，為14604.7萬人，而后一路下降，到2010年已經減少為13906.4萬人。對這一數據奧巴馬十分清楚，因此于2011年9月提出了4500億美元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法案，企圖為國民創(chuàng)造就業(yè)，但是國會就是拒絕合作，奧巴馬對此憤怒不已卻又無能為力。
對此，美國學者羅伯特·弗蘭克林·恩格爾評論道：當中國正在為下一代設計五年規(guī)劃時，美國(政治家)正在籌劃下一個選舉的計劃。即使是跨國公司的CEO也對美國總統和國會評價不高，而中國政府得到的評價則遠高于前者。事實也是如此。2002年中國確立了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并通過四個五年規(guī)劃實現這一核心目標。經過了“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guī)劃的實踐，中國已經上了“兩個臺階”，提前實現了2010年的目標，凸顯了中國的制度優(yōu)勢。
“分裂”的華盛頓將“一事無成”
我們看到，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國家，其權力機構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這是出于權力之間互相制衡、制約的考慮，每一個權力機構都不允許其他權力機構的觸角進入自己的法定權力范圍內。但是這一機制本身就有幾種可能：它可能會互相制衡、制約，但它也可能會互相掣肘。
現實決策過程中更多的情況是，不同權力機構之間不僅存在對立、制衡的一面，更存在統一、合作的一面。但美國等國家并沒有這樣的協調機構和機制，因而就出現了相互對峙、相互扯皮、相互拆臺的現象。連奧巴馬總統自己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事實，稱“華盛頓將一事無成，因為華盛頓四分五裂”。
在當今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中，國際競爭的主要內容是國家競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而大國競爭的實質是決策能力的競爭，這就如同兩軍交戰(zhàn)的背后是兩軍統帥指揮能力的較量；而決策能力競爭本質上又是國家決策機制的競爭。這并不取決于本國決策機制的好壞，而是取決于是否比對手更具優(yōu)勢。雖然美國是最早創(chuàng)立總統制的國家，但200多年前的制憲家無法預見今日激烈競爭的世界。這一制度的某些部分已老舊、僵化，即使是奧巴馬深知這一點，也無法改革或應變。這就是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和自我鎖定。中國盡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但也是最年輕的現代國家之一，有著極具創(chuàng)新力的執(zhí)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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