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這么一句俗語之所以流行起來，是因為它幾乎已成為一段時間內解決醫患糾紛的潛規則。
在社會學的理論中，有一個被稱為“社會安全閥”的概念，指各個社會都存在著這樣一類制度或習俗，它作為解決社會沖突的手段，能為社會或群體的成員提供某些正當渠道，將平時蓄積的情緒及個人間的怨恨予以消除，從而在維護社會和群體的生存、維持既定的社會關系中，發揮“安全閥”一樣的功能。
然而現實中，諸如醫鬧、房鬧、機場鬧等采取無秩序、非理性乃至暴力方式維權的事件一再發生。過激、極端的“私力救濟”手段，使得矛盾糾紛的解決陷入了一種畸形的暴力邏輯。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這恰恰凸顯了某種維權的困境。除了呼喚公民理性的回歸，我們有責任反思，是什么讓“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怪圈一再循環下去？
《法制日報》視點版從今天開始推出“破解‘鬧’現象”系列報道，試圖透過紛繁復雜的“鬧象”，抓住“鬧者”的心理根源，尋求破解之道。
□破解“鬧”現象之醫鬧
這是一個不久前已被判刑的“醫鬧”的真實供述：
“我的妻子因產后大出血死亡，我們想不通為什么去的時候人好好的，到醫院就死了，于是決定去醫院找他們協商后事。
“我們提出要醫院出130萬元死亡賠償費；醫院則只愿意給兩萬元喪葬費。鎮里的副鎮長出面協調。我們家屬商量后降低賠償要求至70萬元，醫院堅持只給兩萬元。我們于是在醫院門口燒紙、掛橫幅、擺放花圈。這時醫院答應給5萬元。
“第二天，我們將賠償要求再次降低至60萬元，醫院答應提高至7萬元。第三天，我們50多個親朋好友在醫院門前放鞭炮、拉橫幅、燒紙，使進出醫院的救護車、私家車無法正常行駛，最后和醫院達成賠償15萬元的協議。”
這是過去幾年內，各地時常上演的“醫鬧”場景——“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不鬧不賠”。這個畸形的邏輯一次次地奏效，并以這立竿見影的效果，鞏固著它的惡性循環，從而跳脫了醫療糾紛傷害賠償合理、合法的認定、協商秩序。
這種秩序的破壞，其后果之不堪設想，已被真實事件一次次印證，一系列極端的醫患沖突事件，令人觸目驚心。
而一個更大的惡性循環圈也伴隨著醫療界所受的傷害而形成。有調查顯示，不少醫務工作者認為，“醫鬧”已經嚴重影響到醫生的職業行為——自我保護越來越成為醫生行醫時的第一原則，而這恰恰又會讓醫患關系進一步緊張。最終受到傷害的，是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利益的公共醫療秩序。
解決醫鬧的嘗試
要溯源“醫鬧”現象幾乎不可能，因為古而有之。但要舉出幾個早年發生的“醫鬧”事件卻很容易。在任何一個年份，都會有幾起惡性事件發生。而真正讓“醫鬧”現象引起新一輪關注的，是在發生了中國醫療界“黑色六月”的2009年。
這一年的6月18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太平鎮楊厝村村民楊俊斌，因“泌尿系統結石、急性腎功能衰竭”入住南平市第一醫院泌尿外科。6月20日晚10時，在手術成功的情況下，楊俊斌突發病癥，經搶救無效于21日凌晨死亡。
楊俊斌的家屬認為院方對患者的死亡負有責任，當晚就聚集在泌尿外科，拒不移尸，將兩名醫生扣留在病房，并提出高額賠償要求。從6月21日起，南平市各級部門多次協調處理，均因雙方在賠償金額上分歧較大而擱淺，并發生激烈肢體沖突，雙方均有人員受傷。
后在當地政府主導之下，楊俊斌的家屬與醫院達成初步協議：家屬得到21萬元賠償，而對于肢體沖突導致的人員受傷問題，“雙方同意責任自行承擔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事件并未就此終結。6月23日上午，南平市第一醫院80余名醫務人員聚集到南平市政府門口，打出“還我尊嚴、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橫幅。隨后，南平市多家醫院的醫務人員也加入其中。
長期以來不斷緊張的醫患關系，最終以這種戲劇性的極端方式在南平這個小山城爆發。而在這個“黑色六月”里，各地先后發生了6起“血濺白衣”事件。
此后，各地開始了解決“醫鬧”問題的多種制度嘗試。例如遼寧沈陽的“引入公安力量”，派警察去任醫院“安保副院長”；多地施行的在醫院設立警務室；以及建立專門的醫患糾紛調解機構等。
然而，這些舉措均未能阻止“醫鬧”現象愈演愈烈。據衛生部統計，2010年全國發生醫鬧事件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更有黑社會性質團伙借此牟利。而據中華醫院管理學會2011年的調查統計，自2002年9月1日《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以來，中國醫療糾紛的發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
在這一背景下，今年4月30日，衛生部、公安部聯合發出《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根據這個通告，多種“醫鬧”行為將由公安機關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一通告被視為打擊“醫鬧”行為的一記重拳。
醫鬧源于“疑”
有學者提出，中國最早、最知名的醫鬧故事，莫過于曹操殺華佗。只一個頭疼病沒治好，華佗就被曹操身邊的刀斧手、行刑隊組成的醫鬧們來了個身首異處。
曹操多疑，眾所周知。他殺了華佗也是因為懷疑他不僅治不好他的病，反而有不良企圖。
通過對多個實例的分析，《法制日報》記者發現，“疑”正是大多數醫鬧者最根本的思維所在。這種“疑”包含了3個層面，分別是對病人在醫院死亡原因的懷疑、對醫療行政部門解決醫患糾紛公正性的懷疑、對合法渠道維護權益效果的懷疑。
本文開頭的那一段真實供述，來源于河南省新密市的一起“醫鬧”事件。32歲的女子張娟因產后大出血死在了新密市某醫院的ICU病房。據其丈夫張建向公安機關供述，親屬們前往醫院討說法，是因為“想不明白為什么去的時候好好的，到醫院就死了，懷疑醫院將妻子治死了”。這是第一層懷疑。
“我們沒有要求做醫療事故鑒定或者走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在向警方的供述中，多名張娟家屬均表示了這一事實。這是源于第二層和第三層懷疑。
3個層面的懷疑，正好對應著《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醫患雙方發生民事責任爭議的3條解決途徑：醫患雙方協商；衛生行政部門調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現實中，這3條途徑都不太順暢。”曾任南平市衛生局局長的王崇輝在此前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對醫院的懷疑，多被解讀為是近年來醫療系統腐化和相關機制落后的結果。“很重要的一點是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另一方面，一段時期來，確實存在一些以藥養醫，大處方看病，亂收紅包或個別醫生職業道德滑坡等現象。”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張建成向記者分析。
而對于另外兩種渠道，王崇輝告訴記者，在患者家屬的心里，衛生行政部門常常被認為和醫院是“一家人”，在調解中難以做到中立，缺乏公信力；走訴訟渠道解決，這對患者而言要耗費大量時間、金錢和精力，此外，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這一關鍵環節也往往讓患者望而卻步，一方面因為時間太長，另一方面在于醫學會與醫院之間也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其鑒定結果也常常遭到質疑。
如何重建信任
要從深層次去解決醫鬧們3個層面的“疑”，第三方調解是被醫療界和法學界廣受推崇的做法。
在2009年的“黑色六月”以后，全國多地均建立起“醫患糾紛調解處理中心”，開始了一場第三方調解的實驗。南平市也從醫鬧的風口浪尖里，開始了自己的嘗試，建立起一個醫患糾紛調處中心，并在幾年內成為“醫患糾紛第三方調解”最熱門的取經之所。
《法制日報》記者選取此前采訪過的一個案例，解剖這一第三方調解制度的運作：
2007年10月27日，南平市民張瑞英的丈夫邱光堯在南平市一家醫院做了一個“全膀胱切除術”。盡管手術成功了，但在術后1個月內，邱光堯多次出現人事不省、神志不清癥狀，并于當年11月8日心跳、呼吸停止。經過兩天的搶救，邱光堯雖然恢復了自主呼吸，卻成了植物人。
此后的兩年多時間，邱光堯一直在醫院ICU病房接受治療。張瑞英放下自己的事業，包下了同病房的另外兩張床，悉心照料丈夫。由于從一開始就對醫院的手術和術后治療有所懷疑，張瑞英自己買來了《福建中草藥》、《中醫方劑自學入門》等大量中草藥書籍，嘗試著用中藥給丈夫調養。
盡管如此，邱光堯還是在今年5月23日凌晨停止了呼吸，張瑞英與醫院的矛盾也正式爆發。她認為，自己丈夫得的并不是癌癥，醫院卻把它當作癌癥來治療，且在術后護理上存在嚴重失誤，最終導致了邱光堯昏迷和死亡。
醫院解釋稱，邱光堯在接受手術前，體內的確有癌細胞，是手術成功切除全膀胱后才沒有的。在護理上，醫院也認為自己不存在過失。多名醫生反而指出，是張瑞英亂用中藥導致了邱光堯的死亡。
雙方爭執不下。邱光堯的家屬紛紛趕到，將尸體停留在ICU病房不肯移走。按照程序，醫院的醫務科給南平市醫患糾紛調處中心打了電話，申請調解。
剛剛調入調處中心不到一個月的董波接到電話后，立刻與同事趕到現場。張瑞英一見到董波，“撲通”一聲就跪倒下去，讓這個年輕的小伙子有些手足無措：“她告訴我，醫生們都說是她害死了丈夫，這讓她在族人面前抬不起頭。她懇求我，一定要辨明是非。”
扶起張瑞英，董波做了第一個決定——封存病歷。
“這樣也取得了患方的信任，他們會覺得我們是公正的。”董波回憶說，病歷被封存后，在幾名調解員的輪番說服下，張瑞英終于同意先將尸體移送到殯儀館存放，并在第二天前往醫患糾紛調處中心接受調解。
“要辨明是非，要快。”次日上午10時，張瑞英面對南平市醫患糾紛調處中心墻上貼著的調解員列表，選擇了董波，并一再強調這兩點要求。
調解正式開始，雙方爭執的關鍵在于醫院是否存在過失，而這必須經過專業的判斷。董波向張瑞英提出兩條可選路徑：一是專家咨詢；二是醫療鑒定。前者快速，且專家由醫、患和調處中心3方共同挑選，患者更信任，但賠付金額必須在1萬元至10萬元之間；后者鑒定程序科學，一般用于處理賠付金額在10萬元以上的重特大糾紛，但速度較慢，且參與鑒定的專家由醫學會挑選，患方不容易信任。
張瑞英選擇了專家咨詢。在調處中心走廊的一面墻上，貼著一張由83位專家組成的醫療專家委員會名單。按照南平市醫患糾紛調處中心的規定，醫患雙方協商決定進行專家咨詢的，由醫院、患方和調處中心3方各從專家委員會名單中挑選1人，組成專家咨詢小組。
經醫院同意，董波將醫患糾紛調處中心的挑選權也讓給了張瑞英。
一切進展順利。然而就在專家咨詢即將開始前，醫院一名負責人突然致電董波，承認醫院存在過失，表示愿意賠償，請求不要進行專家咨詢，以免影響聲譽。然而在被問及存在什么過失時，這名負責人卻不愿透露。
南平市醫患調解中心沒有接受這一請求。專家咨詢照常進行，而得出結論是：醫院手術措施及方案得當，但由于創傷大，患者高齡，術后出現腸瘺、低蛋白血癥、電解質酸堿平衡紊亂等問題，醫院對可能發生的嚴重并發癥估計不足，且對于以上病狀處置上存在不足。這即意味著，醫院存在較大過失。
次日，這場醫患糾紛得到圓滿解決。
“第三方的意義在于，在現有法律框架內，醫患雙方有了新的溝通、調解平臺，這個平臺對于患者而言，代表著公信力，打破了醫療機構單方面的話語權；對于醫院而言，將‘戰火’從病房引開，就是最大的勝利。”南平市人民醫院院長董良瀚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醫務人員只有從紛繁的醫患糾紛中解脫出來，才能專心為病人治病，最大化地保證醫院和患者的合法權益。
“看得見的正義”
據中華醫院管理學會的調查統計，在所有醫療糾紛中83.31%是通過協商解決的，行政解決和訴訟解決的分別僅占6.2%和10.48%。如何協商解決，直接決定了醫患糾紛的整體現狀。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一段時間以來，醫患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而各地政府為了盡快恢復正常醫療秩序、穩定局面，往往會協調醫患雙方進行調解。這種臨時性的解決方案，常常以“不分是非，給錢了事”的做法換來事件的平息。然而，這樣卻讓醫患糾紛走上了“大鬧——領導重視——賠償多”的邏輯中去，在不斷被復制的過程中形成惡性循環，甚至催生職業醫鬧。
“第三方調解的最根本的原則就是要打破這種‘大鬧大賠，小鬧小賠’的邏輯，重新確立是非判斷的標準，以事實說話，‘大錯大賠，小錯小賠，無錯不賠’。”南平市醫患調處中心主任龔選民認為，只有建立起這樣的醫患糾紛調處良性秩序，才能在根本上杜絕“醫鬧”的產生。
龔選民的做法是堅持“三項原則”：“一是分清責任，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調解；二是過錯賠償，依法依規決定賠償數額分配；三是依法賠付，嚴格按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項目、標準，計算出賠償數額，使調解協議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在理論界，這種通過第三方機構按固定規范“分清是非”的做法，被稱為“看得見的正義”。
同濟大學法學院學者魯蒙娜認為，我國醫療糾紛解決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處理程序問題。由于缺乏程序正義，當事人就會回避現有糾紛解決途徑，而尋求其他維權方式，“醫鬧”凸顯。
她建議，應該全面推進第三方調解方式，建立科學、合理的醫療損害責任鑒定程序，實行醫療責任保險制度。
而要對這些方面進行統一規范，魯蒙娜建議，應將程序正義法理貫穿于醫療糾紛處理法規，盡快制定一個專門的醫療損害責任法，該法既可以規范并約束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及患者的行為，又可對醫患糾紛的處理機構和處理機制作出具體規定，使醫療糾紛的處理有統一的特別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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