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國可統計的‘落馬’企業家有95位，201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155位，2011年突破了200位。近年來，公眾對企業家的關注點仍然在形形色色的富豪排行榜上，卻忽視了一個問題——中國企業家犯罪也在出現穩步上升的趨勢。”
1月15日，法制日報社子刊《法人》雜志發布《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這是該機構繼2009年度和2010年度后，第三次發布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報告由該雜志特約研究員、中國企業家犯罪問題研究專家王榮利律師執筆，歷時一年，跟蹤收集了2011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202例企業家犯罪案件的各項數據后，分析、歸納而成。
“盡管一年來每天都在收集案件，但當統計結果出來的時候，一些數據還是令我震驚。”王榮利表示，“比如國企企業家的貪腐金額和共同犯罪問題。”
報告顯示，2011年獲罪的國企企業家中，約九成系因貪污、受賄問題。且貪腐金額大幅增加，從2010年人均957萬元劇增至人均3380萬元。
此外，統計案例中有近40%為共同犯罪，平均每案涉及的犯罪嫌疑人達16人。
九成國企企業家因貪腐獲罪，多在壟斷領域
報告顯示，202例企業家犯罪案件中，除3例被通緝在逃外，199例分別處于紀委“雙規”或司法程序階段。199例案件中，國企企業家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88例，占總數的44.2%。
這些國企企業家包括河北省港口集團董事長黃建華、東航股份公司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黃舒生、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重慶有限公司董事長沈長富、廣東健力寶集團前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經緯等，平均年齡約52歲。
報告顯示，上述國企企業家中有76例基本確定了犯罪罪名，絕大多數是因經濟問題獲罪。其中，僅受賄罪、貪污罪就合計達69例，占到九成。
此外，在他們合計觸犯的122個罪名里，除受賄罪45例、貪污罪24例外，還包括挪用公款罪11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5例、職務侵占罪5例、挪用資金罪3例、私分國有資產罪2例、內幕交易罪3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2例等。
“總體上看，國企企業家的主要犯罪類型是貪腐，這是毫無疑問的。雖然貪污、受賄等罪名一定程度上會在同一個人身上交疊，但近3年來，因貪腐獲罪的國企企業家，基本都保持在八九成。”王榮利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記者梳理隨報告一同發布的《2011年度十大企業家落馬案件》后也發現，在去年新“落馬”的十大國企企業家中，除皖能電力監事會主席張長順、江蘇南通產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金明二人沒有明確通報“落馬”原因外，其余八位都明確顯示“落馬”與經濟問題相關，六位“鎖定”為貪污、受賄問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去年新“落馬”的十大國企企業家，多屬于壟斷經營領域，如航空、鐵路、電力、糧儲等。
報告還顯示，88例犯罪或涉嫌犯罪的國企企業家中，至少有20位曾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
貪腐金額“暴漲”，系往年3.5倍
“國企企業家貪腐金額平均突破千萬，較往年顯著增加。”在報告總結的2011年企業家犯罪現象七大特點中，國企企業家貪腐金額“暴漲”這點格外突出。
相應地，報告顯示“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數量在增加”。從7人增到14人，較2010年翻了一番。
報告指出，在2011年初步查明或判決確認的59例貪腐案件中，國企企業家每案的平均貪腐金額是每人3380.82萬元。
“其中光明集團創始人、前董事長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7.9億元，如果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貪腐金額也達到2077萬余元。”王榮利介紹，“而2010年這個數字是957萬元。”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估算，若按人均貪腐金額3380萬元計算，數字可達前一年度的3.5倍。
“貪腐金額是我創造的一個概念，與涉案金額不同，它指國企管理人員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侵占、私分國有資產等利用職權以權謀私獲得的，拿到自己家里或歸自己所有的財產的總額。”王榮利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進一步解釋，“不包括挪用公款、失職造成的損失等，因為挪用公款有的歸還了，有的部分歸還，有的追回了一部分等。”
從報告中可見，若將13例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納入視野，平均每案的挪用金額達8473萬余元。
為何國企企業家貪腐金額呈“暴漲”現象？“在我個人看來，原因首先在于我國的經濟總量在逐年穩定發展，手頭可運作的錢增長很快，這是大背景；此外，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有很大一部分錢投給了國企，給國企企業家貪腐提供了額外‘機會’。”王榮利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分析，“當然，也不能忽視國企內部容易出現‘一個人壟斷大的經濟活動’的現象。當一個人把錢拿在手里，就能促成一個大的經濟活動的時候，大筆賄賂金更容易集中流向某一個人。”
民營企業家多在融資環節犯罪
除國企企業家外，報告也分析了民營企業家2011年的犯罪特點，指出民營企業家多在融資環節犯罪，而“各類詐騙案件所占比例大幅上升”是其最主要特點。
在199例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有111例為民營企業家。“由于國企和民企的管理者在身份、職責、待遇和犯罪特點上都有不同，所以把二者‘分開看待’。”王榮利表示，“比如，民營企業家與貪腐罪名基本無關，罪名多集中在各種詐騙、‘涉黑’犯罪、行賄和非法集資等領域。”
報告顯示，在109例民營企業家被初步確定或判決罪名的案件中，除了17例“涉黑”案外，其余92例中的41例，都是合同詐騙、集資詐騙、貸款詐騙等各類詐騙罪，占近一半比例。
“在2010年度，民營企業家各類詐騙案只有19例，2011年度卻達41例，增漲了1倍多。”王榮利表示。
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2011年度十大企業家落馬案件》后也看到，十位2011年“落馬”的民營企業家中，有五成是因涉嫌騙取貸款、欺詐發行股票和非法集資等問題所致，且多集中在生物科技、投資、酒店餐飲等行業。
“與國企企業家不同，民營企業家多在融資問題上犯罪。前者是錢多，后者是沒錢。”會上，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律師分析上述數字后認為，這反映出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旺盛，而供應與需求的失衡，導致出現了不惜以犯罪手段進行融資的現象。
“那么，如何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金融供應體系，讓不同類型的企業都有順暢的融資渠道，讓民間資本健康發展，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緊迫問題。”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朱勇輝律師就此指出。
報告同時顯示，民營企業家因行賄行為而受到司法追究的，也占相當一部分。“通過20多年企業家犯罪的研究，我認為許多民營企業家依然過于迷信權力，迷信‘關系’、‘后臺’。”王榮利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朱勇輝律師最后表示，我國的企業家犯罪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經營方式不斷踩“雷”。“這其中除了一些急功近利、鋌而走險的企業外，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實際敗在了‘創新’上。這些‘創新’的經營方式，往往伴隨著極高的經濟風險，就像一場賭博。”他說，“這反映出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已到了一個更新、更高的層面，如何進一步規范市場、完善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需要我們加強相關研究，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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